失衡的天平:巴雷特就任美国最高法院官

人们经常故作豪迈地说:纪录就是用来打破的。然而,纪录被打破并不总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按理说,强调尊重传统的保守派人士对这一点应当更加警惕。

美国参议院本周一(10月26日)投票确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对埃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的最高法院官提名,就令人不安地打破了多项历史记录。

首先,这是最高法院官任命过程中,反对票最多的一次。巴雷特的提名以52票对48票得到通过。参议院中47位参议员全都投了反对票,53位共和党参议员中,缅因州的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投出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先前曾公开质疑这项提名的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丽莎·穆尔科夫斯基(Lisa Murkowski)以及经常与特朗普唱反调的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他是今年2月总统弹劾案中唯一投票赞成弹劾的共和党参议员)最终也都没有阻挠对巴雷特的任命。又一次,美国国会内的党派路线泾渭分明,极化政治一目了然。

巴雷特将要填补的是因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去世留下的官空缺。1993年,比尔·克林顿总统对金斯伯格的提名在参议院是以96票赞成、3票反对的结果通过的。而更早一些,上世纪90年代之前确认的最后5位最高法院官中,有4位是全票通过。即便是在2017年,特朗普总统对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官的提名,也在参议院获得了3位参议员的赞成票……

根据美国宪法,联邦参议院拥有对总统提名的联邦官员任命的最终决定权。过去,它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极少会阻挠总统的人事任命,哪怕参议院由总统的对立党派控制,除非被提名人存在无法忽视的道德伦理或专业资格缺陷。参议员们不愿意在选民中留下故意制造政治对立的恶名。这样的旧传统如今已成了令人伤感的回忆。说到底,党派路线极化的背后是选民的两极化。

当我的一位倾向于共和党意识形态的教授朋友因此指责搞“焦土政策”,撕裂美国政治时,我立刻提醒了他,这次人事任命创造的另一项记录——这是最高法院历史上用时最短的一次官任命。

87岁高龄的金斯伯格官于9月18日在华盛顿的家中过世,特朗普总统在9月26日提名巴雷特,中间只隔了8天,仿佛他心仪的候选人在金斯伯格还在世时就已经预先确定。1个月后,也就是金斯伯格去世仅38天之后,参议院就投票通过了这项极为重要的人事任命,中间走程序的过程用“加班加点”、“昼夜兼程”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此时距离大选投票日只剩下8天。

2016年2月,79岁的保守派官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去世,当时的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提名梅里克·加兰德(Merrick Garland)填补斯卡利亚留下的空缺,出任最高法院官。但那次提名遭到了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的阻挠,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甚至搁置了对总统的这一提名进行听证和表决,一直到2017年1月该项提名超过法定期限。他的理由是,当时距离大选只有9个月,时间过于仓促,此事理应留给下一任当选总统。1年以后,特朗普对保守派官尼尔·戈萨奇的提名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如愿获得通过。为了避免对这项提名的阻挠,在麦康奈尔领导下,共和党人还利用在参议院的绝对多数派优势修改了参议院规则,取消在最高法院官提名程序中使用冗长辩论手段 (filibuster,亦称“拖延议事”)。

金斯伯格去世那天,距离选举日还有46天,也就是6周半,米奇·麦康奈尔与他在参议院的大多数共和党同僚现在认为,这点时间对于任命一位新的官已经足够充裕,此事绝对不应该留给下一任总统……

我对我那位满脑子右翼意识形态的大学教授朋友说,我并不认为巴雷特官的任命有什么不合法或不合程序的问题。事实上,在参议院席位居于劣势的也没有能力阻挠对她的任命,他们清一色投出反对票,甚至也不见得都是针对巴雷特本人的,他们只是咽不下这口气,借投票来发泄一下情绪。

特朗普在最近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说得再坦率不过:“我们有权这么做,我们赢得了上一次(参议院)选举”。没错,事实的确如此。不过这是一种赢家通吃的逻辑,但世界上没有永远的赢家,也许再过短短几天输赢格局就会翻转。难道美国人民真的希望把政治变成非此即彼的“翻烧饼”游戏吗?

在周一(10月26日)和周二(10月27日)分别由现任最高法院官克拉伦斯·托马斯(Justice Clarence Thomas)和首席官约翰·罗伯茨(ChiefJustice John Roberts)主持的宣誓仪式过后,埃米·科尼·巴雷特正式上任履职。

今年48岁的巴雷特在获任最高法院官之前是位于芝加哥的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Seven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法官,她的这个职务也是特朗普在2017年任命的。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社会保守派和反堕胎人士,她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法学院(Notre Dame Law School)任教。

包括绝大多数人和倾向于的媒体在内,没有多少人质疑巴雷特的能力不足以胜任最高法院官。她也一丝一毫都没有沾上过两年前特朗普提名的另一位保守派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的那种丑闻,据说当时白宫就将她作为一旦卡瓦诺被否决时的备胎。她在最近的民调中也有很好的表现,自从得到提名后,公众对她的支持度一直在提高。

就在巴雷特获得最高法院官提名之时,一个巨大的不祥之兆正笼罩在拥有250年悠久历史的美利坚合众国上空。随着投票日的日益临近,唐纳德·特朗普多次拒绝承诺一旦输掉选举就和平移交总统权力。相反,他一再指控人正在试图操纵选举,将它变成一场针对自己的“骗局”。因新冠疫情而采用的邮寄投票方式,就是特朗普抨击得最多的选举舞弊伎俩。他认为这场“骗局”最后会闹到最高法院,就像2000年大选中小布什对垒候选人阿尔·戈尔(Al Gore)时出现的计票争端那样,最后将由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到了那时,最高法院拥有满员的9名官将会非常重要,否则可能会出现4:4的僵局。这是特朗普迫切希望快速通过官任命的最直接理由。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看来,巴雷特甫一上任,就将要对本次大选中出现的争议作出最终裁决。上周发生的一个事件凸显了这种可怕局面发生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关于摇摆州宾夕法尼亚有效邮寄选票到达日的截止日期问题,由于首席官罗伯茨加入了3名自由派官的阵营,最高法院出现了4:4的僵局。最终结果是维持原先的安排,即宾夕法尼亚州可以在投票日以后为等待邮寄选票延长3天。这个结果被认为是有利于的,因为采用邮寄方式投票的大多是选民,支持共和党的美国人更愿意相信特朗普的话:新冠病毒并不可怕。但是,如果再加上巴雷特的第9票呢?有报道说,巴雷特本人今年夏天就已经感染过……

巴雷特的任命也是忠诚支持共和党的福音派基督教团体的一次胜利。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的反堕胎的记录是数十年来所有最高法院提名人里最清晰的。目前大选已进入冲刺阶段,而福音派基督教团体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支持票来源。巴雷特的支持者告诉白宫,作为中西部天主教徒,巴雷特可能帮助总统争取对大选至关重要的“锈带”和大湖地区各州选民支持,而特朗普在这些州的支持率目前落后于总统候选人乔·拜登。曾经有一些共和党人认为,如果参议院等到在11月3日后再对巴雷特的提名进行表决,将激励支持共和党的选民更加踊跃地投票,保住共和党在参议院的控制权。但目前看来,更多共和党人不愿意冒这个险,他们想要趁目前在参议院拥有的优势地位,确保抢先将一个可靠的保守派法官送入最高法院。

反观拜登及其阵营,他们在大选前先输掉的这重要一局,被用来作为激励自己的选民积极投票的有力宣传线日)晚间参议院投票结束后,拜登的竞选阵营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说:“在大选正在进行的时候,史无前例地匆忙确认巴雷特的最高法院官提名,这应该会大声提醒每个美国人——你的投票很重要!”

也许比下周举行的大选更加重要的是,对巴雷特的任命将会彻底改变美国最高法院内保守派与自由派的人数对比,从而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重塑美国的意识形态。

如果算上小布什总统任命的保守派首席官约翰·罗伯茨,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内部保守派与自由派官呈现5:4的局面。

前文提到过,保守派官安东尼·斯卡利亚于2016年2月去世。14个月后,他留下的空缺被特朗普提名的当时49岁的保守派官尼尔·戈萨奇填补。

2018年,另一名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Kennedy)因年龄和身体原因自行宣布退休,这使得特朗普和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有机会提名第二位保守派官。他就是一度在全美掀起超级争议的布雷特·卡瓦诺。卡瓦诺时任哥伦比亚特区特区巡回上诉法院(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的法官,由于管辖首都地区,这是美国所有12个巡回上诉法庭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当时53岁的卡瓦诺在这个位子上已经任职超过10年。在此之前,他还恰好在最高法院担任过肯尼迪官的助理。

卡瓦诺获得特朗普提名后,至少有3名女性站出来指控他对自己有过性侵行为。加州一位名叫克里斯廷·布莱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的心理学教授曾在参议院作证,声泪俱下地对参议员们说,卡瓦诺在36年前的一次高中派对上试图当时只有15岁的自己。当时正值#MeToo运动席卷全美。在人的强烈抗议和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弗莱克(Jeff Flake)等人的压力下,特朗普下令联邦调查局对卡瓦诺的性侵指控进行调查。5天后,FBI完成的报告称未能找到卡瓦诺有过性侵行为的证据。在那个波涛汹涌的案子里,几年前因《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一书而为广大中国人熟知的华裔学者蔡美儿(AmyChua)曾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为卡瓦诺的品行作担保。

不久后,他的提名获得参议院确认。几个月后,擅长拉关系的蔡美儿把女儿索菲娅·蔡-鲁本菲尔德(Sophia Chua- rubenfeld)送进了最高法院,担任卡瓦诺的书记员。

其实,关于卡瓦诺的任命,更大争议还不在于那些说不清楚的性侵指控。审视他的履历,人们发现,他实际上长期直接为共和党服务。在他还是一名年轻律师的时候,就曾在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Kenneth Starr)的团队中工作,对比尔·克林顿总统的调查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正是那份充满了不堪入目的淫秽细节的《斯塔尔报告》,引发了对克林顿的弹劾。卡瓦诺还与小布什总统过从甚密,他的妻子阿什利曾担任过小布什多年的私人秘书。许多人因此认为,与其说卡瓦诺是一名法学家或法律专业人士,还不如说他是一位身穿法袍的政治活动家,难以指望他公正无偏地执行法律。当时的一些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卡瓦诺的任命。

如今,当87岁的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去世后,特朗普幸运地在一个总统任期内获得了第三次提名最高法院院的机会,这是自罗纳德·里根总统以来从未出现过的。

作为一名身高只有5英尺、体重不过百磅的犹太女性,金斯伯格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官,也是最高法院里最年长的官。外表威严犀利,看起来似乎坚不可摧的她现在已经成为美国自由派的标志性人物和富有争议的女权先锋。她在最高法院的自由派阵营里支撑了27年之久,期间4次罹患癌症。就在去世前几天,金斯伯格还对自己的孙女克拉拉·斯佩拉说:“我最热切的愿望是,在新总统就任前,我不会被人取代。”

但她未能实现生前最后一个愿望,更令她死不瞑目的是,取代她的将是一位保守派官。由于巴雷特的就任,未来最高法院官里保守派与自由派将呈现6:3的一边倒的格局。这也许意味着,美国政治和文化将出现明显的“右转”。

而且,如果仔细看一下特朗普任命的这3位官的年龄,你会发现他(或者共和党人)是有着细致的考量的:戈萨奇和卡瓦纳都是50岁刚出头,巴雷特50都不到,3人都在最高法院历史上最年轻的官之列。他们的年龄确保他们可以在官的宝座上坐很长时间,这对于维护右翼意识形态在美国司法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有着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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